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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杨念鲁等发表主题文章 2014-07-22

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杨念鲁等发表主题文章 2014年7月1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由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晓燕和王健共同撰写的《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一文，提出通过培育教育中介组织，进一步满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文章详细内容如下：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协调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力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使其能够满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对专业管理与服务的新需求。■杨念鲁王晓燕王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做出重大部署。教育中介组织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协调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大力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使其能够满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对专业管理与服务的新需求。为何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实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政校分开”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要求教育中介组织弥补政府转变教育职能后所形成的“空白地带”，承担由政府分离出来的咨询、评估、监督、培训、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专业资质认定等服务职能或承接政府外包的事务性工作，促进政府从烦琐事务管理中解放出来，把政府不该管、不宜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公共事务交给教育中介组织，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间获取专业支持，建立有效的信息通道。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加快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促进教育服务多样化和优质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教育中介组织可以在专业标准研制、教育质量评估、评价与专业发展服务、教学成果转化、教育信息和决策咨询提供等方面满足政府和社会的多种需求。社会组织可以充当公共治理的“缓冲地带”，协调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帮助落实政府的教育政策，确保学校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社会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我国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为实现教育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公正和公平，仅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是不够的，还需要市场力量的积极促进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教育中介组织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等方面与政府合作，有助于构建起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支持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状况如何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政府垄断教育供给和公共权力，少有民间组织有效参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中介机构逐渐发展起来。1994年发布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后，一批承担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信息管理、考试评价和资格评审等功能的中介机构逐渐形成，分担由政府分离出来的教育职能，但仍属于事业单位。21世纪以来，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开始出现，为学校提供各类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接受政府委托或承接政府外包的监督评估等部分事务性工作。这些机构涉及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参与教育发展决策的咨询审议机构、承担政府职能转变委托任务的执行机构、行业协作自律和社团组织机构以及民间自发成立的机构等，但总体发育水平较低，作用发挥不充分，制约了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首先，缺少独立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教育中介组织，如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基本上都属于政府背景下的行政事业性组织，由政府发起成立并直接管理，运行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拨款，依据政府的意愿行事，实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或附属机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限制，难以起到“缓冲”和“中介”作用。其次，专业化程度不高。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发挥专业影响力是教育中介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目前教育中介组织从规模到实力都相当弱小，职能定位和活动范围并不清晰，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多数无力聘请专业人员从事项目的研发和推进，直接影响了服务质量和竞争力。早期教育中介组织多属半官方性质，服务政府的意识强，监督政府和服务学校的意识弱；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认可度低，无法大量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再其次，管理运行不规范。教育中介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管理运行应以行业自我管理和自律为主。工作质量和公信力既取决于专业化程度，也取决于规范性、诚信度和透明度。由于外部缺乏有效监管和正向激励、内部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导致一些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目标错位。有政府背景的代行部分政府职能，依然存在利用相关部门的审批权、执法权谋取利益的问题；从事经营性教育中介活动的，把主要精力用在“创收”或高价提供服务上，偏离了公益性组织的性质和宗旨，挤占了民间教育中介组织的生存空间。影响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育不良和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由政府长期垄断和集权管理的教育公共体制开放度不高，教育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学校获得外部专业服务的动力不足，限制和压缩了教育中介组织的生长发育空间。行业管理和服务标准缺失，加之责任意识淡薄，导致教育中介组织的公信力不足和服务质量不高，对教育服务市场发育形成负面影响。教育机构不善于在市场中主动寻求教育服务和利益保护，延续“凡事找政府”的思维惯性，使得教育中介机构的独立发展缺乏土壤。二是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制度不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迫切需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教育服务的范围、资质、规则、程序、定价标准、经费来源、评估机制等。要引导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提高公共财政资源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教育中介组织提升服务水平。三是教育中介组织相关立法薄弱。教育中介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管理和运作机制不规范，严重影响声誉和健康发展。我国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还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在培育与监管两个方面都缺乏力度，法律法规不健全，内容较模糊，操作性不强，致使教育中介组织定位不准，服务对象不明，服务程序不规范，公众监督体制不确立。怎样培育和发展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培育与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是构建公共教育治理和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管办评分离，培育一批教育评价中介组织，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加强对教育中介组织赋权。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行政管理专业化、技术化、社会化的要求。政府除了向学校放权以落实办学自主权，还应向教育中介组织“让渡”部分权能，摆脱事务性工作，逐步把教育政策咨询、教育考试和鉴定、教育质量评估、教学成果转化、就业与人才交流等服务转交给教育中介组织，政府则专注于宏观管理和监督服务，通过规划、评估、拨款等方式对教育进行宏观调控；而教育中介组织则在规划、评估、拨款中能够起到良好的“中间人”作用。最近，教育部将部分行政职能转移给相关教育组织，为向教育中介组织让渡权利开创了良好开端。其次，建立政府向教育中介组织购买服务机制。政府应成为“一个聪明的买家，有能力购买的代理人，一个能够对其从私有部门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实施有力管理的监督者”。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政府可购买公共服务。要为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将部分教育项目或服务通过招标、邀标的形式逐渐转交给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实施，保证平等竞争。建议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向社会发布购买服务的清单，将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尽快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教育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建立相关的规范化流程和评审机制。再其次，提高教育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教育中介组织应当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公益性等特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一业多会”的发展方向，教育中介组织的主体应实行多元化，各类中介机构都应具有相对独立性，接受政府监督但不受干预，也不为其他利益所左右，以充分体现公正性、科学性、客观性原则。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以公平竞争择优的方式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尤其要注重专业资质。一是建立教育中介组织资格审查、准入、资助、评估、审计、信息披露制度。对教育中介组织申办主体的资格确认以及信誉、资产、专业技能应严格限定。加快教育中介组织立法进程，制定设置教育中介组织的资质标准和人员标准，健全财务报告、审计和质量公报制度。二是加快推进教育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理顺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的关系。加大对民间教育中介组织的扶持力度，要与现有公办事业单位享有平等待遇，促其从传统的营利取向转向普惠价值，由“养人”向“养事”转变。三是引入竞争机制，促使教育中介组织提升服务水平。应当允许同一行业有相同类别的不同机构准入，门槛暂时不宜过高，可设过渡期，力求平等。教育中介组织在承接教育购买服务时应完善组织行为，增强竞争力。政府应以政策、资金和评估为杠杆，监督和引导教育服务形成特色优势，促进教育市场优胜劣汰。四是加强教育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和自主发展。教育中介组织的规范运作需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可以通过培育教育中介组织中的行业协会，逐步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促进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和健康发展。（杨念鲁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王晓燕、王健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转自2014年7月11日中国教育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07/11/content_420521.htm?div=-1
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第三期教育沙龙活动成功举办 2014-07-17

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第三期教育沙龙活动成功举办 2014年7月10日下午，由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合办的第三期“教育沙龙”圆满落幕。本次沙龙主题为：“非“常”人才，要不要非“常”成长”。当教育遇到天才、偏才、怪才、奇才时，我们该给予他们什么？近日，北京四中举行了2015届道元班成果展示会。12名爱好各异、才华突出的高二学生，展示了他们两年来在道元班的学习成果和人生思考。一时间，如何培养“特殊”人才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事实上，为特殊人才开辟特殊的成长路径，这样的尝试不只四中一家。早在1985年，人大附中建立了数学学校、足球学校、管乐学校、外语学校和发明创造学校。2010年，人大附中又申请成立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其目标之一就是努力打通大中小幼各个环节，争取突破现有的高考政策瓶颈。以此现象为背景，围绕“非‘常’人才”这一当前教育热点问题，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教育部联合举办本期沙龙。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光明日报教育部主任王保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书记周建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中科院心理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北京四中道元班班主任张莹等20余人参加了此次沙龙，大家现场解析了道元班等另类人才培养方案，结合人才是“散养”还是“专门培养”，如何跳出传统教育，因材施教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非“常”人才关乎许多教育深层次问题，例如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标，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公平等等，但其中最基础的是因材施教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精髓，大家达成共识的前提就是要承认差异，同时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个性，使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得以发挥。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提出，公平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从教育学角度来看，与“公平”相对应的是如何培养人才。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过程的公平需要政府提供资源的配置，为不同的学生配置不同的资源，让每个学生潜在的能力得到发挥。顾老认为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要激发学生的兴趣，需要做到：1.承认差距。2.不能过早确认谁是天才。3.向学生提供不同教育，最终把选择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由发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指出，人是千差万别的，创新型国家需要多样化人才。人的智力包括许多层面，例如分析型智力、创造型智力、实践型智力。所以我们要有新的人才观，而发现人才，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校的责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施建农将此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他指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还学生自主选择权。现在高校选拔与专业划分不是依据学生兴趣，更多的是依据分数，导致浪费许多资源，只有发挥国家机器的作用，从国家层面，整体协调。全社会努力才能改变现状。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书记、副校长周建华认为，具有优势创新潜质的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发现这类学生的兴趣，提升他们的能力？核心问题有两个，第一，先天的遗产禀赋，这是基础。第二，后天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这是保障。当谈及成才的基本要素时，周校长给出的答案是，优势禀赋+兴趣+能力+持之以恒。而这个培养的过程，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政策，实际上自下而上的推动非常重要。30多年来，人大附中一直在探索创新教育问题，努力开拓整体构建人才培养的模式。北京四中道元班班主任张莹结合班里的学生状况，为大家讲述了道元班的故事与困惑。其中讲到被媒体热捧的“小乔布斯”——齐麟致同学，他发明了一款基于移动设备上的实景地图系统，决定休学一年并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这也他充分思考后所做的决定，得到了四中校领导的支持。张莹老师最后表示，每个学生非常明白自己做什么，知道自己将来要考的专业，乃至将来的研究方向，这可能才是道元班这个平台的价值所在。更多精彩观点，敬请关注7月21日《光明日报》专版报道。中国教育学会 2014年7月17日活动背景介绍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致力于服务一线教师、校长专业成长和职业进步，密切政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系，参与教育公共服务，今年4月起，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强强联合举办系列教育沙龙活动，已在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沙龙立足当下的切入点，汇集各方诉求，邀请权威专家解析，共同解读教育热点难点。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提问题、聊看法、说意见，我们将把您的真知灼见带到现场，让权威专家给出答案和解读，每期沙龙结束后，中国教育学会和《光明日报》教育版、光明网将同时刊载教育沙龙的主要内容。
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 2014-05-13

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京师高中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十二中召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钟秉林在论坛上分享《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的报告。全文如下：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挑战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2014年5月10日）中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中断，后又重新恢复。中国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恢复和完善，不仅为众多学子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对中国的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而言，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信力最高的国家考试，不仅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教育公平，而且为后来陆续实施的一系列国家考试（如公务员考试、各类专业人员考试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一.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动因和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实践，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时代呼唤，已经成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一）高考招生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第一，不能很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现实需求。现行高考招生制度是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建立的，其目标是要从众多考生中选拔少数优秀人才，对他们实施精英教育。因此，录取学生时严格坚持学术标准，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人才选拔的同时，也达到了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我国从1999年开始急剧扩大招生规模，2002年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入学机会已不再是社会稀缺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每年一次的高考成绩作为高校录取的唯一依据，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校分层分类显著，仅用高考成绩难以有效满足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选拔需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已经可以考虑在部分高职院校实行注册入学，在本科和专科层次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的必要性也值得商榷。第二，不能很好适应科学选拔优秀人才的现实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对培养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对高考招生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考试来看，现行高考偏重考察考生一般性、程式化的知识，而难以考察创造性、批判性等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能力，更难以考察社会责任感、道德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从招生来看，将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或唯一依据，使那些具有特殊禀赋，但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大都难以获得升学的机会或失去了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虽然目前已在90所大学实行自主选拔录取（亦称“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2年实际录取学生逾8万名，但不论是自主招生的规模还是试点高校考核评价内容及方式，都难以保证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脱颖而出。第三，不能很好适应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中国基础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管理制度等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包括高考招生制度在内的各类考试评价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近年来，中小学课程改革推进困难、应试教育倾向严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健康状况下滑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反思基础教育本身的同时，许多人将此归咎于高考招生制度，认为高考招生制度是应试教育的根源，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行为等都受其调控，只有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基础教育改革才能不断深化。（二）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部分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不断遭到侵蚀，招致公众和媒体的抨击。比如，高考加分政策设计初衷是为了拓宽特殊人才的升学通道，但实际操作中，由于加分依据缺乏统一标准、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力等原因，导致加分政策近乎失控，为一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便利。类似问题在高校自主招生和特殊类型招生等多个环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严重冲击了高考招生的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产生，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改革开放使一些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急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逐渐凸显。又如，由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省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考录取率以及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依然较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均等问题，尤其是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导致“高考移民”等违背教育公平现象的产生。（三）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面临严峻挑战第一，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多样化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群体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表达了各自的诉求，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增强人才选拔的有效性；有的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入学机会均等；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还有的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显然，这种多元化的诉求，一方面增强了改革的驱动力，使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目标诉求差异很大，价值取向各不相同，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加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其二，高考招生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高考招生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但实际上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许多考生旨在通过这一渠道，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特别是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高考是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通道，高考招生制度成为社会流动的阶梯，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公正。又如，“异地高考”不仅涉及教育自身政策调整，还涉及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等教育外部的配套改革。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趋势（一）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 1.改革招生名额配置。现行高校招生名额配置仍是计划模式，由政府行政权力主导进行分配，近年来弊端日益显露。第一，要更多考虑高校自主发展的需求，尊重高校的自主权；第二，招生名额分配要更多考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多寡等因素，对入学机会较少的地区予以适当倾斜；第三，加强对中央部委直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监督，避免对所在省考生过度倾斜。 2.改革入学考试方式。现行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方式强调地方乃至全国的统一性，每年仅提供一次考试，考生选择机会少，而且多数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因此，要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探索英语等科目社会考试、一年多考，完善非户籍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考试等举措。 3.改革入学考试内容。目前，全国统一高考按照“3＋X”模式设置考试科目。一方面，文、理分科考试不利于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察，而且会导致高中生偏科；另一方面，考试内容过度强调统一性，不足以为特定学科和专业人才选拔提供充足的依据。如何根据高校人才选拔全面性和多样性的要求，以高校人才选拔标准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突出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察，丰富高考成绩报告内容，已经成为改革的难点。 4.改革高考命题方式。现行高考命题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和分省命题。改革高考命题方式，已经成为保证高考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基础。第一，加强命题专家队伍的建设，保证全国和分省命题质量；第二，进一步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丰富试题来源；第三，组织专家加强对考试规律和标准的研究，提高试题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对于经评估不合格或水平明显较差的单独命题的省份，应收回自主命题权并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5.改革招生录取方式。现行招生录取方式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标准单一，高校自主权小；二是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破坏了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政策环境。因此，必须改革高考录取方式，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健全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第一，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适当权重计入入学考试成绩或作为重要参考，全面评价学生素质与能力。第二，对具有创新潜质、特殊禀赋或学科特长且符合培养要求的学生，高校可依据自主测试的结果自主录取；对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学生，经所在学校或校长推荐，高校可决定是否录取；对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就业的学生，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做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实行破格录取。（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路径 1.做好顶层设计，实行渐进式改革。第一，细化改革目标任务，形成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二，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第三，明确改革的责任主体。既要强调中央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同时，要确立高校的招生主体地位，避免行政干预高校招生自主权。另外，还要加强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建立纠错机制，确保风险可控。 2.加大治理力度，规范考试招生秩序。只有考试招生秩序井然，才能保证制度的公信力，坚定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否则，改革随时可能因为民意的丧失而流产。第一，实行防惩并举，坚决打击各种高考舞弊行为，确保考试安全。第二，清理和规范各种加分政策，让广大考生在相同起点上公平竞争。第三，加大对高校招生工作的监管，尤其是进一步规范艺术、体育类专业招生。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价值取向的冲突，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诉求，尽可能避免造成既得利益的激烈对抗。一方面，对于违规或非法获取的利益，无论面临多大阻力，都要坚决予以取缔；另一方面，要实行增量改革或建立补偿机制，保障合理合法的利益，平稳推进改革。 4.加强统筹协调，实施配套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很强，只有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协调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因此，在组织好考试和招生这两个环节改革的同时，还要实施一系列配套改革，包括中小学课程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社会管理改革等。 5.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关系到上亿学生的前途，社会关注度极高，稍有不慎，即会招致责难，影响改革进程。因此，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把握改革的主动权。第一，加强先进教育理念的宣传，让教师、家长和社会各界真正理解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尽可能凝聚共识。第二，多做正面引导，多宣传改革成效，尤其要避免“炒作”。第三，实事求是地宣传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让公众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有理性的认识和合理的期盼。
“中国教育家成长联盟”成立大会在青岛正式召开 2014-05-13

“中国教育家成长联盟”成立大会在青岛正式召开　　为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积极探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教学质量的科学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由中国教育学会《未来教育家》杂志、青岛市教育局共同主办的“中国教育家成长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区域教育家成长报告会于5月8-9日在青岛举办。　　教育家办学，是时代命题。《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倡导教育家办学”。中国教育学会《未来教育家》牵头发起并成立的中国教育家成长联盟，是推进教育家办学的一个公益性组织，其宗旨是“为中国教育家梦着色添彩”，为教育家办学搭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学习、交流、研讨、推广的学术平台。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青岛市在推动教育改革创新试点、实施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的基础上，正在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实行校长职级制、教育去行政化为突破，以简政放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保障，以依法办学、管办评分离为准则，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教育家办学和教育家成长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积极鼓励和促进教育家成长。　　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不同教育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就教育家成长、教育家办学开展了不同主题的交流活动。开幕式上，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堂江致开幕词，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广正致欢迎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作主题报告；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重庆市教委巡视员钟燕，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哈尔滨市教育局局长丁坚分别作了关于“区域教育家培养”的专题报告。　　另外，本次会议举办了三个分论坛。教师论坛的主题为“教育家成长脚步——如何提炼自己的教学思想”，主讲人是江苏省南通市启秀中学教师、资深特级教师李庾南。校长论坛分为“教育家办学脚步——校长的学术领导力”和“教育家办学脚步——校长的治理领导力”两个分论坛，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和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在最后，本次会议精心策划了高端访谈——“教育家是上课上出来的”，由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未来教育家》总编辑刘堂江主持，对话嘉宾分别为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生物特级教师王春易，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数学特级教师恽敏霞，重庆市大学城人民小学副校长、重庆名师卞小娟，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刘红，青岛市嘉定路小学教师、英语特级教师、齐鲁名师刘青等五位青年女性教育工作者。　　来自全国的近30位专家、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中小学校长、幼儿园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等共计八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 2014-04-27

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中学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 2014年4月26日——2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400余位中学校长、教育专家会聚一堂, 共同探讨中国中学的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之路。中国“校长大会”是中国教育学会着力打造的学术品牌，每三年一届。本届中学校长大会以“中国中学的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为主题，旨在总结和探讨我国中学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尤其是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中获得的经验与面临的问题，让广大中学校长对新时期学校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为政府决策提供来自一线的声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致开幕词，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出席大会并讲话，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月霞，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王本中作大会主题报告。　　刘利民的讲话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考试制度改革，第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升高中教育质量，更好地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教育的需求，第三、深化中学课程改革，推进立德树人工程，第四、校长队伍建设。在讲到第四点时，刘利民指出，全国有40多万所中小学，有40多万名中小学校长，他们带领着千万名中小学教职员工，教育和影响着2亿多中小学生。校长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专业素养、管理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关系到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关系到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健康成长。中小学校长的作用和影响之大，牵动教育工作全局。在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从不普及到基本普及再到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发展历程中，广大校长们承担着重要责任，作出了突出贡献。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是整个基础教育战线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　　　　　严隽琪对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在讲话中严隽琪指出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有不同层次，可以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也可以是教育体系与结构，还可以是某项教育政策，不同层次的问题又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中学的课程与评价体系主要属于教育政策层面，但又与教育理念以及教育体系结构有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本届大会主题“中国中学的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反映了教育的复杂性，彰显了其重要意义。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开幕词中着重介绍了本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的主题——“中国中学的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钟秉林指出课程改革与评价改革一直是我国中学教育改革最为关注的问题，从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评价制度的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使用了二百余字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如此浓墨重彩的提出评价制度改革的要求，足可见国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视程度。本次大会由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负责承办，北京圣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院协办，围绕会议主题，大会还专门设立了三个分论坛进行专题研讨，探讨主题分别为“高中评价与高考制度改革的探索”、“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实践与创新”、“初中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与会校长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后的十几年中，我国中学的课程建设、教材开发、信息技术应用、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中学教育当前暴露出来的诸如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考核评价方式及其标准过于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和有意义的探讨。　 4月27日下午大会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校长们分成三组参观了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视频回顾：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开幕式媒体报道： ● 新华社：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探讨中学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 ● 光明日报：“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现状必须改变 ● 中国教育报：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举行 ● 央视网：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探讨中学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 ● 中国教育电视台：【视频】中学校长大会：探讨中学课程与评价制度改革 ● 腾讯教育：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探讨中学课程与评价改革 ● 新浪教育：第四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京举行
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合作教育沙龙活动成功举办 2014-04-17

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合作教育沙龙活动成功举办 2014年4月15日下午，由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合办的首期“教育沙龙”圆满落幕。本次沙龙主题为：“就近入学，‘近’与‘好’的博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刘伟以及相关教育领域专家和来自一线的校长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教育部今年2月提出到2015年，19个重点城市所有县（市、区）将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此番新政被视为回归《义务教育法》回归义务教育本义、根治择校顽疾最具力度和突破性的政策安排。该政策出台后，对于政策本身执行和落实效果，社会各界存在各种争议和疑虑。　　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教育部联合举办本次沙龙，围绕“就近入学”这一当前教育人点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北京市玉渊潭中学校长高淑英、北京安慧里中心小学校长孟夏，分别针对择校乱象久攻不破的症结所在、推进改革的难点要点、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等展开讨论。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就近入学不是一个新概念，为什么现在不断衍生出择校、择师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国家优质教育资源太少。办好一个学校更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优良校风、办学特色等方面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忽视。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结合自身扎根基层多年的经历和思考，表示择校要降温，教育一定要均衡化，但教育均衡发展，并不一定能解决择校。他所在的学校十多年前是薄弱校，现在声名鹊起，最近因学区高房价频登媒体头条，是如何做到的？张人利归纳提炼出学习质量和学习成绩两个不同教育视角的对话，号召“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解决教育均衡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校长、教师流动，因为这里面有可能出现短期行为导致的问题。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抓好薄弱学校的建设。　　　　安慧里中心小学校长孟夏表示：“择校”的背后还是一个教育问题，究其本源还是教育的本质问题，还要回归育人目标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成”人教育与“成才”教育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玉渊潭中学校长高淑英说：面对择校热，“近”与“好”逐渐呈现复杂趋势，现在社会对教育高质量需求与学校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我们只能接受这个复杂问题。目前，生源均衡、政策均衡这两个问题最为关键。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近期中国教育学会网站专家沙龙频道和《光明日报》教育时空专版报道。　　中国教育学会　　2014年4月17日　　　　活动背景介绍：中国教育学会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致力于服务一线教师、校长专业成长和职业进步，密切政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系，注重教育公共服务。中国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强强联合举办系列教育沙龙活动，立足当下人们的焦点，汇集各方诉求，邀请权威专家解析，共同解读教育热点难点。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谈意见、聊看法、提问题，我们将把您的真知灼见带到现场，让权威专家给出答案和解读，每期沙龙结束后，中国教育学会网站和《光明日报》教育时空版和光明网将同时刊载教育沙龙的主要内容。
中国教育学会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4-03-31

中国教育学会2014年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3月29日，中国教育学会“2014年度工作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出席会议并分别作报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念鲁总结了2013年工作，并就2014年工作要点进行了说明。中国教育学会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美贞、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朱家雄、顺德教育改革实验区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冯毅和福建省教育学会会长王豫生先后交流、分享了相关工作的一些做法和经验。王定华司长指出，2014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完善中小学安全工作机制，提高义务教育管理水平，着力缓解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这些工作中，中国教育学会作为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应解决好共性与个性、城市与农村、理论与实践、典型与普及的关系，成为教育部最可靠的同盟军，积极参与教育公共服务，为促进教育公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贡献力量。郑富芝司长在报告中重点提到，以改革提升质量，全面深化课程、教材、教学、考试、评价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改革促进发展，大力提升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及水平；以改革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水平。许涛司长在报告中概述了2014年教师工作的总体思路：以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以推进教师资源配置城乡一体化为重点，以教师工作信息化为主线，着力破解教师工作体制的机制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许涛在发言中还特别指出，应重点关注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努力推进教师编制待遇向农村倾斜。在上午的会议中，杨念鲁秘书长总结了2013年学会工作，并阐述了2014年学会的工作思路及工作要点。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教育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围绕教育部中心工作和总体要求，做了大量工作，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主要任务。2014年的工作主要有：一是围绕基础教育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从学会组织特点出发，提供更加有力和有效的专业服务；二是组织好首届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三是围绕教育内涵发展，促进广大中小学校长、教师职业进步和专业成长，努力创新学术活动，不断增强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四是加大学术成果认定和转化力度，为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五是加强学会信息媒体建设，为广大会员提供更好的教育资讯服务；六是努力做好会员发展和服务工作；七是不断改进和完善组织机构管理方式，加强学会组织内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八是尝试开展国际教育学术交流和服务；九是拓宽开展学术活动和专业服务的经费来源。当日下午还召开了分支机构（专题研究中心）工作会议、省市学会工作会议、教改实验区工作会议、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四个会议平行进行。与会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学会系统今后发展建言献策。大家普遍反映，今年的工作会较往年会风更加务实，发言不讲空话、套话、直入主题，讨论更加务实，增强了互动性。　　在下午的会议中，钟秉林会长结合今年参加全国“两会”的感受及教育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与大家展开深入交流。在谈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时，钟秉林指出，第一，教育公平不等于平均，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要承认差异。第二，教育公平是与教育质量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老百姓是不满意的。谈及具体工作思路时，钟秉林会长指出，中国教育学会植根于实践，同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应发挥学术社团的优势，全面把握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把握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态势，做好准备，积蓄力量，全面落实学会事业发展规划。加强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成果推广、信息服务和国际交流，进一步凸显教育学术社团的地位、优势和作用，并不断总结经验，重视成果的推广，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出席2014年度中国教育学会工作会议的相关领导还有常务副会长戴家干、刘堂江、殷忠民，副会长朱永新、丁钢、尹后庆、张志勇、张卓玉、王嘉毅、吴颖民，林炎志，副秘书长马建华、王燕、陈力、田京生、诸平等。中国教育学会第七届部分理事、学术委员和各分支机构理事长、各省市教育学会会长、教育改革实验区负责人等300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教育学会分支机构秘书长和专题研究中心负责人会议在京召开 2014-03-12

中国教育学会分支机构秘书长和专题研究中心负责人会议在京召开　　2013年12月11-12日，中国教育学会在京召开了分支机构秘书长和专题研究中心负责人会议。钟秉林会长，杨念鲁秘书长，马建华、田京生、陈力、王燕副秘书长出席会议。学会所属分支机构、专题研究中心负责人和学会秘书处部分处室负责人60余人参加会议。　　马建华副秘书长在12日上午通报了2013年分支机构的组织现状、开展活动情况和财务问题。　　分支机构秘书长和专题研究中心负责人在分组讨论中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充分交流了各自对《中国教育学会事业发展规划（2013-2018年）》的认识，以及近年来开展活动的情况、规划和设想。随后，在大会上分组汇报了落实《学会发展规划》的工作思路，并就分支机构规范活动、与学会形成合力、打造学会学术品牌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杨念鲁秘书长在讲话时首先谈了这次参与分支机构讨论所感受到的几个变化：一是分支机构与总会之间的关系密切性增强，站位更高；二是更多的分支机构希望规范地开展活动，希望总会在具体的程序和做法上给予具体和更明确的要求；三是希望总会在信息、政策、工作协调、资金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四是分支机构希望在总会统一部署协调下，分支机构之间、总会与地方学会之间，总会与其他教育类组织机构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形成合力，达成共赢。这4个变化对学会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其后，主要就学会2014年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进行了说明和部署，希望分支机构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总会工作中来。　　钟秉林会长在总结讲话中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强调，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反复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行政社分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会要抓住机遇，能够为教育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教育学会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广泛性、实践性、客观性。在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发挥学会作用，有利于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同时也汇聚民意，能够做好政策咨询。但同时，学会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要提高学术影响力，提高社会声誉，对专家、学校资源进行整合，分支机构要形成自己的一些优势和特色；要坚持学术为本、服务立会的宗旨，要坚持公益性的价值取向和特色发展，要依规办会。【秘书处分支机构管理服务中心供稿】
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 2014-01-10

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主题策划=刘堂江文字整理=陈盼特别访谈：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此次特别访谈的内容来源于《未来教育家》和北京大兴教委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小学校长（园长）校长的教师领导力高峰论坛暨北京市大兴区第十二届校长教育思想论坛”）刘堂江（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未来教育家》总编辑）： “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在冬日暖阳胜似春光的美好时节，我们隆重邀请到了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三位重量级嘉宾出席今天的“特别访谈”。首先，请允许我按照曾经采访他们的先后顺序来一一介绍。这位是1990年的金秋10月，我采访的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这位是1993年的人间四月天，我采访的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这位是1999年夏花灿放的5月，我采访的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一中校长李希贵；刘堂江：今天访谈的主题是：“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我和三位校长都是老朋友了，相识的时间分别是23年、20年和14年。虽然是老朋友，但今天咱们是“同台竞技”，我就要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三位对自己的“教育家”身份认同度如何？即今天咱们当着这么多同行的面，我称呼你们三位是“著名教育家”，你们敢不敢答应？李希贵：我先表态“不敢答应”。说句玩笑话，从小到大我是听着魏老师的报告和冯老师的讲话变老的，现在他们两人都还在犹豫，那我肯定不敢。虽然“教育家”这一概念现在有些泛化了，但在我心里，对这一称谓的定位还是很高的。教育家不仅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像我这样一会儿从冯老师天上扯一块，一会儿从魏老师地上抓一把，哪儿能是“教育家”呢？冯恩洪：30年前，我下定了一个决心——“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到今天，尽管我同时指导着6个省1344所学校的课堂变革，但是，在我看来，“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仍然在路上，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之前，我的答案和希贵校长是一样的。魏书生：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干活的人”。让种地就好好种地，让当工人就好好当工人，让教书就好好教书，从没想过成什么“家”，只想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舞蹈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好像做得稍微出色就可以称得上“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还行，但是从大家对“教育家”定位的角度来看，这个“家”我还不敢当。刘堂江：实事求是地说，三位谦虚的回答让我有点失望。但正如敢峰先生所言，“按时代和社会需要办教育，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办教育，其中持之以恒、成效卓著、桃李满天下者，不谓教育家也是教育家。” 在我心目当中，我相信在中国基础教育界的大部分同仁心目当中，你们三位就是当代的著名教育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勃兴30年。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30年三座高峰。在我采写的名校长当中，魏书生、冯恩洪、李希贵三位，的确可谓“高山仰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座高峰”在这里“同台论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来会留下有价值的一笔，我有这个自信。刘堂江：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教育家”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冯恩洪：在我看来，教育家要心系学生的发展，心系教师的发展，心系自己的发展，进而心系整个教育的发展。魏书生：请允许我借用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教育家得一辈子从事教育，有教育理想，能够把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天下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并且为了这个理想，长期去坚持，去实践。李希贵：我想可以从已经被社会认可的那些教育家身上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如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家应该在教育领域里有所建树，有所改变，有所影响。刘堂江：谢谢！三位的观点，又丰富了“教育家”的内涵。第三个问题，请三位讲讲，在你们的成长轨迹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李希贵：第一个节点，是我刚刚当校长，有机会听了魏书生老师的报告，才知道，班上可以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干”。可惜那时，我已经不当班主任了，所以我把魏老师这种治理班级的思想迁移到学校，让学校的民主氛围更浓厚一些。第二个节点，是我到高密一中当校长，看到《人民教育》上刘堂江老师写的《跨世纪教育工程》，介绍了上海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的改革事迹，我又认识了一个概念：“合格+特长”。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去建平中学考察学习。第三个节点是1999年，刘堂江老师领衔到山东潍坊采访高密教育，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通讯《为四十岁做准备》。成为我人生节点的不是这篇报道，而是我送刘老师回京到火车站，临上火车时，他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离开教育。十几年来，这句话虽然一直“约束”着我，但也一直激励并鞭策着我。魏书生：我的三次节点都与工作的变化有关。18岁的时候，我上山下乡，种了十个月地后，公社看我种得挺好，就让我教书。当时我真没想过教书，也不愿意教，但教后才发现，挺适合，教了两年书就成了“全地区教育战线先进个人”。21岁的时候，组织让我进工厂，我不愿意去，因为那时教书已经教上瘾了。我翻来覆去要求了六年，几经波折又重新回到学校。因为干得好，1986年当了校长，1997年当了局长兼书记，又干了13年。退休后，我仍然在学校，继续和孩子们打交道。冯恩洪：我的教育人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以前，我做了20年的教师，做了20年的班主任。第二阶段起源于1985年，我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发言，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我被任命为上海市建平中学的校长，继而是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我请辞建平中学校长、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至今。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事发生在1993年，当时的建平中学声誉渐起。在那个年代，招生很严苛。有个孩子差了三分，他的家长来找我，谈了两个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中途，我要去洗手间，他去洗手间看了看，确定没有第二扇门，才让我去，然后，还在门口把着，生怕我溜掉。说实话，那天我很恼火，回家带着情绪跟我爱人说了这件事。我爱人很平静地告诉我，如果她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她也会这样做。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对我的教育人生影响也很大。第二件事发生在两年前，我受重庆市教委委托，担任了60所农村小学软件、硬件同步提升的“领燕工程”的首席专家。一次，我到一所镇上的农村中学听课《幸福在哪里》。老师教得很好，最后五分钟，老师引导学生们寻找身边的幸福，一个女同学的发言让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记忆犹新。她说：“我一岁时妈妈离家出走，七岁时父亲惨死在车轮之下，我和爷爷相依为命到13岁。当我接到初中入学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撒手人寰，我成为南川地地道道无依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因为在学校里、在课堂上是如此的快乐，我每天生活在快乐中，幸福就在我身边。” 我以前不太清楚我在寻找什么，但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渐渐清晰，让我下定决心继续追求“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希望我们的教育能给孤儿也带来幸福和快乐。刘堂江：三位校长成长的节点，也可以说就是他们成功的节点。第四个问题，请谈谈你们个人成功的理念、秘诀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李希贵：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了解成功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一直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有些朋友在网上总结了我的一些做法，他们把这些做法称为我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寻找制高点。仔细想想，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干一行，就要知道这个行当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只要知道哪个地方有经验，哪个地方在某一个领域有改革，我就去学习，这是我的一个特点。第二，善于把其他行业好的经验模式嫁接到学校。是的，我特别喜欢看企业管理的书，因为在我看来，最好的管理不在教育，不在学校，而在竞争激烈的企业。如何把其中适合的部分嫁接到学校，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事情。第三，听不同的声音。我愿意汇聚一些在不同领域有特点、有建树、有个性的朋友，来共同切磋，研究事业发展的方向，听各种声音，使各种观点得以碰撞，最后形成自己的想法。冯恩洪：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也许能代表我的性格。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工作之初。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只有19岁。我听的第一次课是上海市两位“超级教师”之一——高润华老师的课。听完课，我悄悄地打听高老师多大年龄，有人告诉我53岁。我清楚地记得，在学习结束谈感受的时候，我说：“苍天作证，大地作证，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作证，本人不到53岁，但在53岁之前，本人的课一定要达到今天高老师的水平！”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确实有些年少轻狂，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我的志向，那就是“当老师就一定要当中国最好的老师”。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0年。6月27号，上海文汇报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探索者的新里程》，介绍了在新旧交替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我的德育改革探索，引发了全国教育界的大讨论。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我就被卷入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从此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每天自学一小时，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昨天晚上。学习让我更加懂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理，最好是一时的现象，更好才是永恒的追求。衡量一名教师是有生长性的，还是涨停版的，有一个鲜明的标志——涨停版的教师喜欢津津乐道，宣扬自己曾经上过的课是多么的卓越；而有生长性的教师，他会永远觉得上过的课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定还存在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两个故事印证了我成长中的三个关键词：目标、读书、反思。魏书生：我的关键词就是：一靠民主，二靠科学。第一是民主。我当老师的时候，在班上总强调互助和商量。为啥，因为我不会教书，所以只有把所有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助手，而我自己也是学生的助手。当了校长后，我跟老师们说，学校是咱们大家的，老师不是给咱打工，咱也不是给老师打工，咱们是一种互助关系。我的职责就是帮着大家谋福利，让老师和学生都活得幸福一点。第二是科学。科学就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按规律去办事。我干了13年局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有手机。有人问，那你怎么管教育局？我说科学发展不靠局长管。科学需要大家伙研究自己的县、区域、班级、学科，学习规律是什么？认识规律是什么？计算规律是什么？记忆规律是什么？……研究规律，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制定规矩，定了规矩执行规矩，规矩过时修改规矩，规矩过简细化规矩，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规矩之内人人自由，规矩之上没有权威……大家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刘堂江：谢谢三位淋漓尽致的分享。台上这三位主角，就是三部大书，天天读都读不完。我很惭愧，读了他们十多、二十年，也没有读懂，没有读透，不过也有一些非常肤浅的体会。我认为，魏书生校长的形象特征是：“空灵高远”，他的成功理念是：“民主与科学”，他的成功秘诀是一个字：“悟”。冯恩洪校长的形象特征是：“领异标新”，他的成功理念是：“合格+特长”，他的成功秘诀也是一个字：“奇”。李希贵校长的形象特征是：“根深叶茂”，他的成功理念是：“为40岁做准备”，他的成功秘诀也是一个字：“实”。我请大家来共同探讨，同时也请三位新闻当事人修正。刘堂江：第五个问题，教育家成长的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是什么？魏书生：我认为有三条：一是心静。爱教育，潜心教书育人，不受外界诱惑。我总害怕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世间这么多行业，各行各业都光辉，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干一行爱一行，干好每一行。二是实践。教师的实践必须深入课堂。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位大教育家都是教课教出来的，包括在座的冯校长和李校长。三是有大教育观，善于把自身、家庭、集体、国家，甚至把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从大的方面看人生，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然后脚踏实地从小的方面开始做起。李希贵：第一，研究古今中外教育家的产生，我们会发现时代和环境尤为重要。第二，我特别同意魏老师的说法，教育家一定是顶天立地的，一方面是和学生的成长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一定和这个民族的命运绑在一起。冯恩洪：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非常欣赏的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我想，成长的规律，一是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发上等愿，择高处立”，第二要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享下等福，寻平处住”。作为教师，只要有这种精神素养和生活追求，就会看见教育存在的问题，从而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刘堂江：三位的回答太精辟了，这是建立在切身体会基础上的深刻感悟。第六个问题是网友提的：教育家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回望民国时代，陶行知、叶圣陶等一大批教育家涌现。大师云集不应该是偶然的，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适合教育家的成长？冯恩洪：根据我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很感激国家的政策。当年，作为中央决定的改革开放区，浦东的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上海其他各区的校长们怨声载道会议太多的时候，浦东的校长则是“盼会”。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我问他，对建平发展有哪些要求。他笑着对我说：“以我对建平的熟悉程度，我怎么想也超不过你这位天天都在想的校长。我的责任就是，当建平的发展需要市委市政府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时，我来帮你创造，至于建平校园内的事情，我一概不过问，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浦东先行先试的综合改革实验，包括：1.校长负责制，校长兼任党委书记；2.副校长是校长提名备案制；3.学校机构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一所学校就是管一个人，信人不疑，疑人不聘。我个人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才有可能出有思想的人，进而产生教育家。李希贵：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为什么不听话的校长往往能办好学校》，觉得不好，想改成《为什么好学校的校长总是不听话》，感觉也不好，所以一直没有成文。其实，我一直认为，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无论是什么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灵魂”，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但是，在教育界，对于校长，很多时候大环境使他难以拥有这个特质，我们用一刀切的各种方式来给他带镣铐，上枷锁，使每个校长都变成听话的“执行者”。这个“大环境”并不是指教育部门内部，而是整个社会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再一次强调放权，但是目前，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本身“放权”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最近十几年，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已经被其他部门收走了，人权让给了人社部门，财权让给了财务部门，建设权让给了发改部门。在这种背景下，把“放权”的矛头再指向教育，教育就显得有点可怜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当教育行政部门把这些权力都丢了之后，又在学校进行了新的“搜刮”，把学校剩余的那点权力一收再收，教学进度、课堂模式、学习资料……一层一层“剥”下来，到了校长头上，应该有的权力都没有了。目前，在教育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容乐观。我认为，要培养出有思想的校长，这些东西都应该“洗洗澡”。魏书生：我做了13年的一把手局长，对于希贵校长说的这些，深有体会。当然，我总跟校长、老师们说，咱们中国这个管理体制，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改变的，在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要善于在有限的空间里把自己的这点活干好，就像高山岩石里的松树，虽然在不如意的环境中，它仍然一年一年地存活下来。刘堂江：三位校长对营造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绿色生态环境，都提到了一个要素——宽松，确实是一语中的！下面，第七个问题也是网友提的。网友说，你们三位都是语文教师出身，不难发现，很多著名教育家如霍懋征、于漪、李吉林、丁有宽也都是语文教师出身，是不是语文教师更容易成为教育家？对非语文专业的教师，三位有何建议？李希贵：我觉得教师的成长与学科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能文善讲者，更容易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做法。比如在我们学校，有一大批不会写文章但确实有教育家潜质的老师，在我们与学生眼中，他们就是教育家。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他们没有时间写文章，有些也不太会写文章，还有一些写了文章没有碰到像刘堂江老师这样的伯乐，发表不了，无法传播自己。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干哪个行当，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你就可以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其他专业的老师首先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其次，也要注重积累，注重写作能力的提升。冯恩洪：坦白地讲，教育是研究人的，是实现人的发展的，一切文学说到底都是人学，所以这里面有相通之处，但是绝不能由此产生狭隘的解释。建平中学的现任校长——杨振峰校长就是生物老师出身，还有重庆市“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的对象之一，重庆市人和实验学校的秦波老师，就是美术专业出身……所以，正如我们期待教育家从不同学科产生一样，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也正在从不同的课堂里走出。魏书生：对于语文或非语文学科的教师，我一直提倡，一定要把问题当课程，当课题，去研究，去记录。很多事情不记录，在头脑里印迹就不是很深刻，只有落笔成文，才更严谨，更清晰。刘堂江：第八个问题，能否为“教育家办学”下一个定义？李希贵：教育家办学不能等同于校长办学。第八次课程改革后，我们发现，一大批学校开始从课程的开发、课堂教学等方面进行改革，开始了全领域的校本化。这个时候，仅靠校长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无法实现“教育家办学”的梦想。所以，在十一学校，我们这样来定义“教育家办学”：只有当一所学校的大批优秀教师，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和教育家的教育艺术，来推动学校发展，影响学生成长的时候，这所学校才真正实现了“教育家办学”。冯恩洪：刘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下过定义，我一直都在解释概念。在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接受到了“多元智能”理论，我们注意到肉眼看得到的差异，如同年出生的孩子身高不一样、体重不一样，但是，我们经常忽略肉眼看不到的差异，如他们的学习能力不一样、特长发展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书本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让孩子们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所以说，在我看来，能够顺应学生的发展，又能够推动时代发展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办学”。魏书生：我还是那句话，从没想过成什么“家”，只想着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这会儿来想吧，“教育家办学”就是校长、老师和学生共同寻求心灵深处求真、向善、追寻美的过程。刘堂江：第九个问题，你们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什么？如果只能保留两个是什么？如果只能保留一个呢？冯恩洪：上个星期五，我听完了十年中的第4765节课。听了这么多节课后，我认识到，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这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中国现在课堂里普遍存在着两大矛盾。第一是教材相同和学生不同的矛盾。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除了教材外，教学目标是相同的，教学内容是相同的，教学过程是相同的，教学进度是相同的，甚至连教学测评也是相同的。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如何解决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的课堂，仍然是老师讲授、学生单干为主，这样的学习无疑是被动的、低效的。我想引用《教育社会学》这本书概论里的一句话：“全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只有一条——减少讲授，走进合作。”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课堂”，只有调整好了课堂里的这两对关系，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才有可能是高效而快乐的，才有可能办好这所学校。李希贵：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前提，对于一所学校办得好与不好，不同的评价主体也许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学校的看法。如果以这个为前提的话，我想，一所好学校会注重学校中的“关系”，特别是“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同伴关系”是孩子衡量一所学校的最重要的特征。一个孩子到学校里来，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寻找同伴；另一个方面，“师生关系”的主导方是教师，但判定方是学生。所以，从这两个关系延伸出来，一所好学校的核心因素就是“教师”。魏书生：我要说三个因素。第一，民主。所有的人在学校里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第二，科学。学校有一套符合人成长规律，能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规章制度，大家养成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好习惯。第三，好的物质条件。如果只能保留两个的话，我保留前面两个，但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选择。民主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刘堂江：第十个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校长如何引领教师踏上教育家成长的红地毯？李希贵：十一学校正在实行一种转型——4100多名学生1960个教学班、一个学生一张课表、取消行政班和班主任。有人问“这样的学校怎么管理”，我回答说“这样的学校没法管理，这样的学校只能靠领导”。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服务，当你为每一个岗位上的老师去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就会有前进的动力，他们就愿意在自己的领域去努力。在十一学校，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服务官”，如果说有所引领的话，那也不是校长引领，而是文化引领。我到十一学校前三年,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老师们一起探讨学校的文化，梳理学校60年来的成功经验，最后总结出十一学校未来成功的要素和追求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假设，这个行动纲要就成为十一学校的“宪法”，成为大家共同的文化追求。这种集体“股份制”的文化价值观，在引领着十一学校的每一位教师，也引领着校长。所以，在一所学校里，要培养教育家型的教师，仅靠校长的引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学校共同的文化。冯恩洪：中国的教育幅员辽阔，差异很大，尤其是东西部的教育差距。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仍然处在生存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而言，教育家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人。在这些地区，我们除了要改变区域学校的经济状况、文化现状，关注教师们的“钱袋”富裕起来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引领教师们的精神成长，让教师的“脑袋”也富裕起来。魏书生：我和希贵校长的想法一样，校长引领什么，主要是引领大家享受幸福快乐，让教师教得幸福，让学生学得幸福。我当局长的13年中，年年都印制工作日记本赠送给市直中小学教师。在日记本的页眉上，我印了这么一句话：“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年初是这句话，年末还是这句话，2000年是这句话， 2010年也是这句话。为什么？我是想让大家坚守住这种正能量的价值观，无论学校环境怎么变化，内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深做细，做大做强，这样大家会越来越幸福，学校也会越办越好。刘堂江：谢谢三位校长，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请三位校长每人说一句话勉励在场的同仁们，也勉励全国的校长和老师们！冯恩洪：在全国各地走了那么多学校，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要将普通的事情做得不普通，并不困难，一要有激情，二要有智慧，离开了激情，离开了智慧，剩下的就只有平庸了。希望今天参会的校长和老师带着激情，带着智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魏书生：希望每位校长和老师，守住自己内心深处“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那种感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深做细，做大做强，享受到更多做平凡事情的幸福。李希贵：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我们每一个管理者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空间，都希望能够自由呼吸。那么同理，在我们“管辖”的范围里，老师和学生更需要自由的呼吸。希望校长们能够天天想着“我们的老师能不能自由呼吸，我们的学生有没有自由呼吸”，然后一点一滴地去解决影响他们自由呼吸的障碍。也许在大家自由呼吸的时候，你也有了一种自由呼吸的快乐。刘堂江：谢谢三位校长，谢谢我深深景仰的“三座高峰”。我想用八个字概括我此时的心情，那就是“情义无价，智慧无价”。我再重复一遍，三座高峰“同台论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天这个特别访谈，十问怎样成为教育家？魏书生、冯恩洪、李希贵三位著名教育家的切身感受和真知灼见，相信会给行进在教育家成长和教育家办学路上的同道者以启发。借今天这个平台，我也要说一句话：教师兴，则教育大兴！祝愿各位校长和老师踊跃踏上教育家成长的红地毯，健步登上教育家的神圣殿堂！（文字原载《未来教育家》2014年1月号）
第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家沙龙举行 2013-12-31

第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家沙龙举行　　2013年12月27日，“第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家沙龙”在北京召开。本次沙龙的主题是：“慕课，能为我国基础教育带来什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等教育界专家，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　　　　　慕课，是近两年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全球。有人认为它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作为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慕课已在教育领域掀起了大规模的教学风暴。就目前而言，三大慕课平台(Udacity，Coursera，edX)基本上是高校的共享课程，呈现3个特点：高水平、高互动和高开放。　　慕课登陆中国基础教育,一方面它的影响力还在持续发酵,另一方面对它的各种质疑声也纷至沓来:基础教育领域的慕课本土化是否会水土不服?面对这个难题，大家对“慕课”这个风口浪尖上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慕课”，将给基础教育带来哪些变革？　 “慕课的到来，将为中国基础教育带来很大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慕课研究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认为，慕课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将为我国基础教育带来很大的变化。首先，慕课能使学生远离家教，学生只需坐在家里，通过网络就能及时解决学习问题，而且又是免费的。其次，慕课还能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因为它是由优质学校的优秀教师在上课。慕课带来的是超时空的变革，是教育史上继班级授课制以后最大的一次革命,它使教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使优势教育资源全球共享、全民共享。慕课大规模在线网络课程将更适合于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的产生的效果也将远远超过高等教育的效果。　　面对“慕课”狂潮，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会会秘书长陈美玲建议，在师范教育中增设一些优秀的在线课程，提高整体师范生的水平，最终能使师范生利用慕课将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传达给中小学生，带动基础教育的变革。 “慕课”，能否解决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教育不公平现如今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不公平，教育质量不公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教师资源的不公平。在汤敏看来，我国现在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不高，很有可能造成贫困传代问题，解决贫困不传代这个扶贫的根本问题，就要使贫困地区教育比其他地区早走一步，多走一步，而利用“慕课”技术能切实帮助解决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则表示，慕课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因为无论“公平”如何定义，慕课的出现，至少增加了一种选择的机会。不要期望慕课能够解决地区贫富差距的问题，慕课也不会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它只是多提供了一种选择，增加了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本中将慕课放入“教育信息化”的历程中解读，教育信息化走过30年，从第一个10年（20世纪80年代）学计算机，到第二个10年（20世纪90年代）将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学习网络等其他东西，一直到2000年教育信息化真正开始转化，乃至近两年慕课作为新的事物开始出现。无论处于什么阶段，不能忘记的是教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质量，没有质量的公平算不上真正的公平。这两大问题如何用信息化的办法加以解决，是值得冷静思考的。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慕课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事物，慕课的发展使知识传递更加立体，对整个教育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慕课将来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保持一定的敏锐性。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都需要积极稳妥的参与探索，最后怎么样还要靠社会检验，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慕课”，仍需慎重　　毋庸讳言，慕课在基础教育应用还存在几个现实问题。什么是现在意义上的慕课？如何做到与远程教育不混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仅就目前的中小学教育而言，还不存在单纯的慕课。因为基础教育除了基础知识传授以外,还有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要求,如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亲切感这一点，慕课是无法实现的。　“慕课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教学形式出现和存在是有理由的，但是这种存在只是最终赋予传统教育教学形式的补充。”面对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引发的潮涌，北京光明小学校长廖文胜显得冷静：慕课课程在基础教育领域存在天然不足，一方面是网络的虚拟化状态无法改变，而基础教育领域接受知识最需要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零距离接触。另一方面，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慕课教程系统还不完善，缺乏相应系统的政策、法律、法规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慕课目前还属于“没有根”的状态。　　　　在力挺与质疑慕课的讨论声中，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做了如下总结，第一，信息技术一定会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变革；第二，慕课和信息技术对学校的应用并不是一回事，慕课不能代表所有，慕课的概念不能泛化。目前，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难以推行还存在3个现实条件：第一是网络条件；第二是教师条件，第三是费用问题。对于已经达到网络班班通的老师们来说，首先要能够把自己的教学目标搞清楚，把知识教好，从而能够在多媒体资源和多媒体环境下让学生学好，全国应该着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基本要求，以共同迎接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带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