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作 者：
付 睿，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智库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杨佳燕，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合理借鉴教育体系发展的国际经验是中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教育强国的重要方式。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瑞士等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体系建设呈现出以公平灵活的贯通性体系为结构基础，以严谨高效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核心，以深度融合的社会协同为外部支撑，以卓越的教师队伍体系建设为根本保障，以体系化和品牌化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等共性经验的特征。教育治理结构与政治制度相契合，经济发展阶段与教育资源配置相适应，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的潜在影响，教育系统超大规模与复杂性的本土化国情等综合性因素是影响与制约中国教育体系选择与建设的关键。中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推进本土理论创新与实践，铸造思政引领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强化人才竞争力；科教研产融合攻坚，增进科技支撑力；以公平创新驱动体系重构，增强民生保障力；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筑牢社会协同力；分享中国教育标准与治理范式，提升国际影响力。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要正确处理“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应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统筹推进，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中国成为教育强国是在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中体现出自身个性的过程。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的核心标志，现有研究已从本体论、价值论与目的论三重维度对其进行建构，但对中国如何系统化借鉴并转化教育体系建设国际经验的探讨尚显不足。因而，亟须挖掘镜鉴世界教育强国教育体系建设的共性理念与经验，推动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进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可见，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涵盖价值、结构、功能的复合型系统。
具体而言，高质量教育体系主要由六个维度构成：一是公平维度，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二是卓越维度，育人质量的高标准与引领性；三是效率维度，优化布局结构与治理机制，促成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四是适应性维度，教育体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精准对接产业变革需求；五是创新性维度，突破传统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持续推动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动态升级；六是可持续性维度，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数智化转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全球教育治理参与为长效支撑。六个维度相互融合、有效协同是衡量一个国家拥有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标准。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一个国家是否拥有高质量教育体系，关键在于该国教育体系的价值、结构、功能及保障是否能够充分满足公民对公平、卓越与多样化教育的需求，能否适应并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创新，且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教育话语权。世界主要教育强国长期探索形成的教育体系建设经验，对中国当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本研究选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教育强国作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公平、卓越、效率、适应性、创新性、可持续性六个维度为分析框架，系统总结世界教育强国教育体系建设的共性经验，并立足中国国情提出融合国际视野与本土适应性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方略，为我国教育体系优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际经验
世界主要教育强国在教育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呈现出结构公平灵活贯通、质量保障严谨高效、社会协同深入、教师队伍卓越，以及教育品牌影响力与全球教育话语权突出等共性经验。
（一）以公平灵活的贯通性体系为结构基础
教育体系的公平及灵活贯通是联结个体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关键。各国普遍从资格框架、路径转换、校企协同等维度构建一体化的教育体系生态。
统一的资格框架与学分量化机制是打破教育壁垒的制度基础。英国的资格与学分框架、规范资格框架与德国的资格框架，均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模块化学分积累机制，将核心学科学习成果量化，为后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资格互认与等值衔接筑牢基础。灵活的路径转换空间需在基础教育阶段提前预留。瑞士构建“先宽后窄”的分流机制，通过全面课程与兴趣引导，帮助学生明晰学术或职业倾向；美国、德国也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置弹性课程，为“2+2”衔接模式、普职双向流通预留接口，让学生可根据发展需求自由选择。实践启蒙与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保障。瑞士推行“工学交替”模式以铺垫职业认知基础，英国将信息素养、合作能力与问题解决等六大核心技能融入基础课程，新加坡“未来学校”计划构建起能力导向的终身学习体系。此类协同机制强化了教育体系的公平贯通与实践导向，也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以严谨高效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核心
世界教育强国以严谨高效的质量保障体系为核心。教育治理与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转型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改革的共同趋势，聚焦于现代督导体系构建与评价数据优化运用两大维度，且在人工智能变革背景下形成了明确的战略焦点。
构建监督与服务并重的现代教育督导体系是关键举措。美国实行行政性督导与服务性督导并行的双轨督导机制，既保障教育经费与政策执行，又聚焦课堂教学与教师发展，兼顾国家意志与学校自主。英国建立“皇家督学—注册督学—督学”三级督导系统，引入“外行督学”以提升评估的社会代表性与客观性。法国通过中央、学区与省垂直管理的教育督导体系，以严格的督学聘任与培训制度，保障国家教育方针全面落地。
合理运用评价数据的支持性评估成为改革重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推动多国调整教育政策：美国针对教育短板实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强化“结果问责”与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德国经历“PISA震惊”后，将教育管理模式从输入管理转向输出监控，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质量改进机制。面对人工智能发展，英国发布《教育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阐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多方面应用，探索减轻教师负担和优化教学方面的潜力。
国际经验表明，基于证据的教育治理和支持性评估是构建严谨高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现代督导与评价体系不再局限于监督与甄别，而是更注重为学校与师生提供专业支持与发展引导，体现出服务教育生态优化的整体趋势。
（三）以深度融合的社会协同为外部支撑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离不开政府、学校、企业、家庭及社区等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世界教育强国普遍通过立法和战略规划明确各方权责，构建多元开放、互信高效的协同育人框架。企业作为关键协同方，积极实现从资源提供者向育人合作者的身份转型。在德国和瑞士的双元制中，企业直接参与培训标准制定与实训组织；法国通过“职业和资格园区”构建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复合性支持系统，推动教育供给与地方经济需求精准对接。社区与家庭在教育体系中被赋予实权，成为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区学校整合心理健康、医疗保健等资源，将学校定位为社区中心，并在“放学后计划”中明确家校沟通机制，通过学生信息共享精准提供个性化支持；法国“教育共同体”理念强调家庭、社区与学校的平等协作，家长委员会参与课程审议，社区文化设施向学生免费开放，形成了开放、互信的教育生态。
可见，教育体系的卓越绝非仅依靠学校、家庭的努力，而是源于政府主导、法律保障、多元参与、资源畅通的生态系统构建，从而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全面、公平、高质量的教育体验。
（四）以卓越的教师队伍体系建设为根本保障
专业化、高水平的卓越教师队伍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石。世界教育强国普遍通过严格的职前培养与持续的职后支持，系统构建教师队伍专业化高水平发展体系。在职前培养方面，各国注重高标准选拔与系统化培训。芬兰将教师教育定位为研究型专业，实行包班教师与学科教师分类培养。新加坡则由国立教育学院统筹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四生学习模式，以此对接21世纪能力要求。德国实施严格的教师准入制度，规定教师必须完成系统的师范教育或培训，并通过国家考试才能入职。在职后发展方面，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教师专业活力。芬兰将教师在职培训纳入法律保障，构建国家、学校与个人三层次内容体系，并将培训成果与职称晋升挂钩。新加坡建立“为未来教师赋能”机制，聚焦专业信念、自我效能感与专业决策权等维度，系统提升教师综合素养。美国为缓解农村教师短缺，实施贷款减免、从教奖金与租房补贴等组合政策，引导优质师资向农村流动。
尽管路径各异，但各国都秉持教师队伍质量决定教育质量的核心理念，通过法律保障、经费支持与专业自主三重机制，将卓越教师队伍体系建设确立为教育体系的第一资源，推动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向终身学习者与教育改革者转型，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五）以体系化和品牌化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
在全球教育竞争中，体系化输出与品牌化的价值认同，是各国获取全球教育话语权的关键方式。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新加坡结合自身优势，通过不同路径将教育模式与文化理念转化为全球影响力。美国注重体系化扩张与全学段输出。基础教育层面，美国通过国际化战略、外交资源与资金支持，构建体系化输出格局；以课程体系认证和考试授权为核心，通过品牌加盟模式建立海外学校；商业教育公司与出版机构把课程、教材和在线平台销售至全球，实现教育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渗透。英国强调教育品牌化运营与体验升级，致力于提升国际学生的教育体验与满意度。通过签证改革、混合学习模式优化及配套服务完善，扩大国际学生市场份额，并以严格的质量把控、科研成果转化、奖学金项目培养等举措，全力打造“精英教育”品牌形象。德国、法国以文化与制度输出为核心路径，依托海外学校体系系统化地传播语言、文化和教育标准。新加坡则走精准化引才的路线，以高竞争力的奖学金吸引全球顶尖人才，通过人才网络辐射提升本国教育的国际认可度。
全球教育话语权塑造的本质是以体系化保障教育的品牌化创新与可持续输出，进而提升国家教育核心竞争力的过程。无论是美国的全学段协同、英国的品牌深耕，还是德、法的文化绑定及新加坡的人才聚焦，最终都指向对其教育价值理念、标准与品牌的全球认同。
二、国际经验的中国适切性分析
教育发展深受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语境乃至地理环境的制约。简单移植国际经验容易造成水土不服，必须立足我国独特的国情、教情与学情，审慎分析其在中国本土的适切性与转化条件。
（一）治理结构与资格框架：基于政治制度的适配性
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教育治理结构的选择。西方教育强国的改革多依赖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与社会协商，虽体现多元共治，但也存在决策效率偏低、改革周期较长等问题。例如，美国实行教育分权管理，各州与学区自主性强，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拨款与评估施加影响，这种模式虽有利于因地制宜，但也易造成教育标准不统一、质量不均衡的问题。英国与法国传统上属于中央集权体制，但近年来亦逐步下放权力，寻求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因此，国际经验中的“小政府大社会”“去中心化”等西方治理理论不宜简单移植于中国教育体系建设，但其尊重地方、学校自主权的内核值得借鉴。
中国集中统一的教育治理体制，决定了教育体系中的资格框架必须坚持国家统筹与地方补充相结合。借鉴英国框架“模块化学分”、德国“普职等值”的制度逻辑时，需坚守顶层设计引领基层探索的改革路径，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避免分权过度损害基础教育公平。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我国可在国家统一标准下，适度扩大地方与学校在基础教育教学实施、课程开发中的自主权，激发基层创新活力。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我国必须坚守教育公共属性。“双减”政策对资本运作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打击，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正是维护教育体系公共性与公平性的生动体现。对于国际上依托市场机制的学校自治、特许学校等模式，基础教育可合理借鉴其运营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集团化办学、委托管理等方式提升学校办学活力与质量，并在其他类型教育领域探索市场机制的有效应用。
（二）质量保障与资源配置：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路径选择
中国基础教育督导体系以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核心，与美国的服务导向型督导和英国的独立督导制度逻辑存在差异。可批判性吸纳美国三级督导的服务职能，将基础教育领域的检查问责与专业指导相结合；英国“外行督学”模式易削弱政策执行权威性，不宜直接套用，可在国家督导框架下，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等第三方参与基础教育评估，既提升客观性，又保留政府对督导结果的最终决定权。
支持性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依赖经费与技术支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形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瑞士、新加坡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前列，具备支撑高投入教育模式的财政能力。法国通过优厚奖学金与研究资助吸引国际人才，助力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突出。2025年，多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超10万亿元，而部分省份尚不足1万亿元，这种差距导致基础教育设施升级、师资提质等需求难以全面均衡。因此，直接套用高投入模式在我国并不具备普适性。可行的转换路径是遵循保基本、补短板、强弱项的策略，在财政约束下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三）社会协同与观念转型：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的潜在影响
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观念是影响国际经验本土化的深层因素，我国教育体系改革须采取渐进融合策略，在尊重传统基础上吸纳国际经验。国际经验中“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社区多元协同”的生态构建，需在我国制度框架下明确权责边界，避免协同流于形式。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会协商，我国需以党和政府统筹为核心，借鉴德国与美国相关立法经验，通过立法明确各方义务，党和政府负责政策供给与资源统筹，企业承担实训与就业对接责任，家庭享有参与学校管理的知情权与建议权，确保协同育人不偏离教育公益属性。
从文化兼容性看，中国社会对人才价值的认知正从偏重学术教育向多元评价转型，基础教育改革应完善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以保障公平，同时逐步优化学生成长档案等过程性记录，软性引导质量观念更新。此外，在中国深厚的重教传统和当前社会竞争结构下，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高投入与高期望，与一些海外教育模式所倡导的路径存在差异。这两种模式都是各自复杂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且内部都存在多样化的实践。
（四）教师队伍与系统治理：契合教育系统超大规模与复杂性的本土化国情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系统，这是教育体系建设国际经验本土化需直面的客观现实。部分世界教育强国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往往以小规模人口结构和区域均衡为前提。例如，芬兰仅有3000余所中小学且城乡差距极小，便于全国统一推行“横贯能力”课程；新加坡在校生规模仅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在校生总量，教育改革政策能快速传导落地。我国拥有46万余所学校、超14亿人口的现实，与芬兰、新加坡等国差异显著，因而国际经验本土化需摒弃“一刀切”思维，建立分区施策、协同推进的机制，形成兼具普适性与地方适应性的中国方案。
教师队伍的结构与质量决定着系统治理的成效。我国专任教师队伍庞大但结构分布不均衡、专业水平差异悬殊。部分农村地区“一人多科”的现象突出，教师资源匮乏；发达地区教师面临过重教学与非教学事务负担，教学创新空间受限。同时，我国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认知与数智时代教师作为协作者和引导者的新定位存在张力。对此，我国可借鉴芬兰教师教育全程质量保障的法治化体系，及美国针对薄弱地区教师队伍稳定的差异化激励政策，为完善我国全域、全周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法律制度与精准化的农村教师支持体系提供参考。吸纳新加坡“未来教师赋能”、芬兰教学自主权理念，在保留传统角色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校本研修、跨校交流，培育基础教育教师创新意识与能力。
（五）品牌形象与全球教育话语权：立足新发展阶段的特色化塑造
教育标准的国际输出、品牌化运营与文化传播，是塑造全球教育话语权的重要模式，但需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避免盲目追求全学段、全方位输出。可借鉴德国“双元制”标准输出、法国文化传播的经验，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优先输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课程，搭配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教育标准。在此过程中，需确保教育输出以文化交流与能力建设为核心，避免与资本过度绑定，防止商业利益侵蚀教育合作的初衷。
教育品牌的国际塑造需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增强认同感与吸引力。可借鉴英国精英教育、德国实践导向的品牌定位逻辑，打造公平优质与文化浸润并重的中国教育品牌。在输出课程与模式时，有机融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中国教育智慧，并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师生交流等项目传播中国教育价值观。其关键在于尊重文化差异，以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取代单向输出，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图景，稳步提升中国全球教育话语权。
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中国选择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应立足国情，在审慎学习借鉴世界教育强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扎根中国大地、体现“六大特质”、顺应时代需求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胜势。
（一）推进本土理论创新与实践，铸造思政引领力
思政引领力是保障教育发展方向、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首要前提。面对全球教育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趋势，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思政引领力建设需兼具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一方面，在教育科技人才理论创新中融入全球视野，针对人类教育发展共同议题，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实践经验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提出中国教育方案，如“生命·实践”教育学、“生活·实践”教育、三师课堂（教师-小先生-AI智能师）等本土化探索，让本土原创教育理论既有中国特色又蕴含世界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打造基础教育思政引领力示范项目，将思政引领力转化为彰显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具体实践，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红色文化进校园等，使中国本土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参考。
铸造强大的思政引领力，须以本土理论创新为内核、以实践探索为抓手，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聚焦各地区中小学在课程思政、校园文化建设、家校协同等领域的现实问题，在课程教材开发、思政活动设计、社会实践开展等方面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中小学思政教育的有效经验，用创新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优化，同时基于本土理论打造高质量的中小学课程与教材体系，将学科知识、劳动技能与价值认同有机融合，让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
（二）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强化人才竞争力
人才是民族振兴的战略资源，也是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仍受评价固化、教师动能不足等问题的制约，亟须通过系统改革释放人才培育活力。
破解“唯分数”困境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前提。纵观国际，芬兰、美国均以评价革新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数智化背景下，教育评价应回归“育人本位”，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人才。一是构建涵盖德智体美劳的综合素养评价体系，推动评价主体、方法与内容的多元化，组建“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工智能”的协同评价矩阵，全方位呈现学生成长脉络。二是借助数智技术推动评价体系转型，从分数量化转向素养增值。应用数智技术实时记录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实践任务完成情况，标注每位学生的优势领域与提升短板，培育具备终身学习能力与实践韧性的学习者。
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其水平直接决定国家人才竞争力。我国可借鉴芬兰、新加坡严格选拔、系统培养与优渥薪酬的师资建设经验，重点推进四项工作：完善经费保障与薪酬激励，提升教师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与职业吸引力，引导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强化地方党委、政府在高水平教师队伍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师范院校与中小学共建协同基地，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运用“人工智能+”重塑教师发展生态，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赋能高质量教学与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锻造更多“大国良师”；增强“留学中国”品牌对全球优秀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加快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提升全球人才竞争力。
（三）科教研产融合攻坚，增进科技支撑力
科技创新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基础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启蒙阵地，需破解与科研、产业脱节的问题，推动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实现科教资源向创新动能转化。构建基础教育阶段的融合路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聚焦中小学科学启蒙，强化学段间知识衔接，联合中小学与科研机构、企业共建科学实践基地，开展沉浸式探究式教学，组织学生参与科普项目、技术体验活动，夯实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基础。同时通过跨区域资源共享、线上科普课程推送，补齐农村及偏远地区中小学科教资源短板。
为激活融合主体的内生动力，需完善多维度支持体系。一是加大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支持中小学与科研机构、企业共建科普基地、开发课程。二是建立融合信用评价与激励机制，将企业、科研机构参与中小学科教服务成效纳入信用记录，形成“融合越好、信用越优、支持越实”的正向循环。三是构建需求导向的科研项目形成机制。组建由企业、产业专家和高校科研带头人共同构成的需求诊断小组，结合青少年认知规律设计科普项目，搭建智能对接平台实现资源精准匹配。四是优化教师参与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将中小学教师的科普课程开发、科技竞赛指导等成果纳入考核，激发教师参与积极性。
（四）以公平创新驱动体系重构，增强民生保障力
民生保障力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底色，聚焦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新诉求与新期待。以公平创新驱动教育体系重构，需构建多元协同、数智赋能的现代化教育治理格局。借鉴美国服务性督导与英国外行督学经验，厘清教育领域政府权责，建设跨部门、跨层级的教育协同平台，以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支撑学校教育教学变革。在学校层面，健全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党政家校社育人共同体”等载体凝聚多方育人合力。在社会层面，引导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服务与教育数智平台建设，构建开放协同的数智化教育生态体系。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推进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路径。尽管美、法、德等国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各异，但其按需投入、精准补偿的机制值得借鉴。针对我国区域、城乡、校际教育差距的问题，可构建系统性优化框架。宏观层面，建立精准监测与动态调整机制，建设国家、省级两级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监测数智化平台，并将监测数据作为学校布局调整、专项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引导资源向短板区域倾斜。中观层面，完善效能评估与倾斜政策，以师资利用率、薄弱生帮扶率等为指标，强化农村中小学师资与设施配置，为留守儿童学校配备辅导师资。微观层面，聚焦育人效益与评价改革，通过课堂观察、学生问卷、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评估学生个体学业进步、学习兴趣、关键能力培养等育人效益，推动资源从应试训练转向支撑五育并举、因材施教的育人体系，提升资源投入实效。
（五）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筑牢社会协同力
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凝聚社会协同力、实现系统治理的本质要求。
教育与政治经济同步发展，核心是以系统治理作为协同发展的坚实根基，以教育创新作为强化价值认同与凝聚发展共识的根本途径。针对当前德育协同不足的问题，应加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教育政策紧扣国家治理需求，通过“扶贫先扶智”、优化资源配置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增强弱势群体获得感，使教育成为联结国家治理与民生诉求的桥梁。面对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劳动者的迫切需求，基础教育需提前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实践意识。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联合企业、科研机构更新中小学科学课程，将生产一线技术案例转化为科普内容，组织研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产业发展，培养其探究能力，为区域发展储备基础人才。此外，教育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将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共同认知，构筑社会协同的精神纽带。
（六）分享中国教育标准与治理范式，提升国际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是衡量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尺，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体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成为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在输出教育标准与治理范式方面仍面临合作效率不高、标准转换不畅、传播途径有限等挑战，需从几方面着力实现从标准与范式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型。
一是推动国际化平台合作机制化。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等国际平台，系统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研究、师资培训与课程标准共建。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特岗教师计划、“县管校聘”等基础教育师资配置经验，助力其破解城乡教育均衡难题。二是拓展数字教育对话机制。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及《武汉倡议》为依托，落实“共建数字教育标准、共享优质资源”的合作方向，通过线上教师培训分享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体系，借助数字教材、虚拟仿真资源传播课程教材标准与治理范式，培养精通教育与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教育标准向国际通用规范转化。三是完善教育成果国际传播体系。利用多元平台构建国际化传播体系，通过国际教育展会、学术期刊、多语种短视频、综合性数字媒体平台等渠道，全方位展示中国教育标准与治理范式的实践成效，提升中国全球教育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综上所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根植于我国超大规模教育体量、产业转型升级、地域广袤复杂、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等现实国情，同时以开放姿态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从推进本土理论创新与实践，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科教研产融合攻坚、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发展，再到分享中国教育标准与治理范式等关键要素的突破，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应始终贯穿战略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借鉴创新与尊重传统相结合的原则。展望未来，我国需要坚定战略导向，持续深化研究借鉴世界教育强国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建设经验，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系统变革与重塑，建设更加完善、更具韧性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教育支撑，有效提升中国全球教育话语权，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教育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