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珺：美国社会变革中教育人究竟在坚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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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2025年3月，我赴美先后参加2025年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和北美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第69届年会，借机访问了美国底特律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位于移民区的普通公立学校，也有生源相对多样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还有韦恩州立大学为服务社区开设的幼教中心。韦恩州立大学的前身是师范大学，和底特律地区的中小学有较为密切的合作，不仅深度参与密歇根州中小学相关课程标准的制定、实施，同时也培养了当地大批一线教师。因此，他们在州政府支持下开设的幼教中心在当地享有较好的社会声誉。

　　与以往走访的感受不同，这次我看到的更多是这样的画面：昏暗的教室里（不是没有灯，而是教师认为看屏幕应该关灯），孩子们一人抱着一台平板电脑，四五岁的孩子主要练习怎么点击相应的按键，而大一些的孩子则在进行数学、阅读等有实质性内容的练习。当然，也并非都是电子版的练习，有的教室里孩子也在做纸质版的阅读、数学题，这些都是在为参加州里的标准化测试做准备。教室墙壁上除了传统的班级班规、学习材料外，还有几张近期要完成的各种考试产品的练习日程，而这些考试产品基本都是州里统一购买的。“美式应试教育”的画面跃然呈现。

　　事实上，这种“美式应试教育”是21世纪以来美国教育标准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其直接影响因素是2001年颁发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ren Left Behind，NCLB）和2010年颁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NCLB要求各州实施年度标准化测试，学校需达到“年度进步”目标，否则会面临整改或关闭。CCSS统一各州英语和数学课程标准，由州政府自愿采用，但联邦通过“力争上游计划”（Race to the Top）提供资金激励。这两项政策原本是为了缩小不同地区、不同族裔学生的学业差距，通过标准化测试和问责制确保全美范围内的教育公平，提升美国整个国家的教育质量，但在过去20多年落地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市场逻辑”这一美国社会运行底层逻辑以及“地方分权”这一美国教育传统两股力量的挟持下，美国教育标准化运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不仅在学校中出现了挤压艺术、体育等非考试科目课时，“为考而教”的应试教育问题，同时，那些资源匮乏的学校因难以达标而面临惩罚，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美国的部分保守派也一直指责CCSS侵犯州权，部分州后来甚至直接退出或修改了标准。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缩小学业差距还是提升教育质量，美国的这两项教育改革终究是“事与愿违”了。

　　这次参访的学校中，越是普通社区的公立学校，上述“美式应试教育”的问题就越是明显，而那些有着更多社会资源的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则更有力量对抗这些外部影响，“进步主义”教育的传统保留得更加鲜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下在美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所谓“阅读的科学”（Science of Reading）也正在成为“美式应试教育”的新推手。这一运动兴起于南方各州，原本是为了解决南方各州学生标准化阅读考试成绩欠佳的问题，但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双重推动下，在北方各州也越来越有影响，相关力量直接通过游说实现在州层级立法而将这一运动推向各个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几乎没有参与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样的情形实在让教育人寒心。但必须强调的是，越是令人寒心的大局面越隐含着令人欣慰的小努力。在一线学校，即便是在最普通的移民社区公立学校，依然有一些教师见缝插针地让孩子们享受自由阅读的时间，有一些艺术教师满怀激情地设计课程，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理解和享受音乐的美，保留了在“水泥中种玫瑰花”的希望。

　　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就在我们访问期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联邦教育部，尽管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运转主要依靠各州，经费来源主要是学区的房产税，联邦教育部并不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但联邦教育部的“TITLE 1”，也就是联邦教育资助第一条款确实为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费支持。联邦教育部关闭后，这笔经费将何去何从依然是个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顶尖高校的科研经费，首当其冲的就是享有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3月，特朗普政府直接削减了4亿美元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科研经费。4月，特朗普政府又直接冻结了哈佛大学22.6亿美元的联邦经费，同时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此外，特朗普政府要求关闭所有“多元化、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ve, DEI）项目。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将矛头指向‌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校，就是因为其是民主党思想传播的主阵地。而民主党之所以秉持多元、平等、包容的价值观，主要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东西两岸以及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和劳动人口流失严重的“铁锈地带”的移民，相对于美国南方农场主这些“老钱”（也是共和党的主力）而言，大多是小资产甚至无产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美国梦”，成为后来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民主党的中坚力量。他们自身是多元、平等、包容价值观的受益者。但时过境迁，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以来，美国大量产业外包，“铁锈地带”中产阶级的光荣岁月一去不返，而东西两岸从事金融和科技的新兴力量不断崛起，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形成了以地域和行业划分的所谓的“新左翼”和“新右翼”力量。今天的美国民主党也不再是当年制造业中产阶级的代表，越来越脱离群众，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置之不理。原本主流群体相对包容的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严重影响了主流群体的日常生活，引起了民众诸多的不满。因此，打击这些诸如多元、平等、包容的“概念”自然成为特朗普政府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工具。

　　当然，作为政治运动的极端DEI与美国社会在过去百年间形成的DEI价值观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高校纷纷要求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对诸如“多样性”“女性”等相关的“敏感词”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影响项目经费的申请和课程项目的开设时，学者们纷纷表示不满，有的教授甚至都表示“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深夜会忍不住地流泪”。但令人振奋的是，哈佛大学校长艾伦·M·加伯（Alan M. Garber）率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随后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诸多常春藤联盟校的校长也纷纷表示全力支持哈佛大学。即便是一些资源有限的州立大学，面对DEI自我审查时也迅速团结起来。这一刻，人性的光辉令人动容。

　　美国的这种情况让我深思：在社会变革面前，教育人（无论是学者还是一线教师）坚守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大家坚守的不过是教育在其他社会领域面前该有的专业独立性，坚守的不过是他们所珍视的教育传统和价值观，不管这种价值观是进步主义的还是要素主义的，是重视创新的还是重视夯实基础的，尽管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只要真正热爱教育的人珍视各自的传统，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各自传统的优势，真正打通教育“人之成人”的“任督二脉”。

　　正如陈嘉映先生在《希腊别传》中所言：“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美国的教育改革亦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