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刊》教育视点
第32期
2024年10月14日
加快构建教育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支撑体系
当前，中国正滑陷人口结构性危机，任其发展势必威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新的人口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教育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支撑体系。要构建这一支撑体系，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谋划教育何为。
在宏观层面上，重点考虑教育对提高人口生育率的促进作用。纵观国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人口减少难题，主要发达国家都纷纷采取强力干预措施。有的国家拿出4%~5%的GDP作为财政经费用于家庭福利以鼓励生育。但这些国家生育率仍在下降，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反弹到更替水平之上。教育是影响人口生育率的重要因素，通过增强教育政策弹性，缓解生育养育和教育焦虑等可以有效地提升生育率。例如，推动学前教育机构承担0~3岁公益普惠性托育服务，改建新建一批一贯制学校，缓解小升初和中考择校焦虑；探索推进弹性学制，促进更多青年更早进入社会等。此外，在学校教育中还可以积极建设和传播新型人口生育文化，主动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中观层面，重点考虑教育如何提升已有人口的素质问题。面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要求，教育必须以提升专项技能为重点，全面促进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对劳动年龄人口而言，持续的学习和技能升级将成为适应未来就业市场变革的基础，重点培养智能机器无法具备的高阶思维、创新创造、社会情感能力等。对老龄人口而言，未来产业对劳动者智力和经验的更多要求、对体力要求的相对降低，为老龄健康人群再就业打开了广阔空间，对释放老龄人口的聪明才智、有力增加高素质劳动者供给意义明显。
在微观层面，重点考虑教育如何有效应对人口“排浪式”变化形势。一是面对现有学龄人口峰谷变化现状，教育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迎峰渡峰。在学龄人口高峰时，主要是以学段之间资源共享来应对学段间学龄人口接续达峰问题。二是在学龄人口渡峰后，主要是修订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标准、教育资产处置制度规章等问题，重点是加强过程监测监管。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10期卷首语《以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学龄人口“排浪式”波动与过渡学校建设
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依学段呈现“排浪式”波动。这种趋势形成的教育需求骤增骤减变化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严峻挑战：体制机制梗阻无法满足教育需求快速变化对资源调整的及时性要求；教育投入的“沉没”属性难以兼顾教育资源短期紧缺与长期过剩的时效矛盾。建设过渡学校成为应对这种挑战的有效策略。为建好过渡学校，应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协作性，保障建设效率；提高美观性和舒适性，促进与现有学校自然融入；注重均衡性和公开性，提高家长社会的教育信任。为了规避学龄人口过峰后的资源富余风险，应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拓展教育资源的服务功能并妥善消解过剩资源。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10期《学龄人口“排浪式”波动与过渡学校建设》一文。
我国少子化进程中基础教育的战略应对
我国少子化进程与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适配。我国少子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国家的正常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是不相称的，这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有较大关联。2006年，中国正式进入少子化社会，当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060美元。相较于其他主要国家，我国过早地迈入少子化社会，人口结构性危机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人口少子化“超速”进程引发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国教育事业还未做好充足的准备便面临着人口结构转型的巨大冲击。我国在基础教育体系初步形成、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过早地进入了少子化社会，导致我国教育事业长期面临着完善教育体系建设与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考验。
少子化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造成的最直接冲击便是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动。面对这一冲击，如何提前布局、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过去几十年间教育政策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总体来看，这些国家实施的相关教育政策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应对，将教育视为遏制少子化的重要手段，通过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刺激国民生育意愿，尽可能延缓人口数量红利消退速度；二是主动应对，将教育视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主要通过提高教育要素投入质量与教育质量保障水平，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战略转向。
相较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我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存在增速放缓但总体规模仍处于高位、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不同学段适龄人口呈波动状推移式变化等“本土特征”。若仍只是将区域基础教育当作一种被动应付人口变化的政策工具，则只能起到缓解短期人口冲击的作用，难以取得长远的成效。因为对地方教育政策决策而言，人口生育率下滑是既定事实，依靠教育行政手段根本无法扭转，区域人口流动变化又过于频繁，难以实时作出政策回应，而教育行政供给具有较强的“刚性”，教育经费一旦转化为校舍、师资及其他学校资源，其流动性便会下降，从而很难与地区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保持长期均衡。
为突破这一困局，制定区域基础教育政策需改变战略思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对区域人口流动与家庭居住空间的规划性功能，以及对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性功能。具体而言，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基础教育应同时完成“引人口”与“促发展”两方面任务。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10期《我国少子化进程中基础教育的战略应对》一文。
“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背后的教育考量
2022年印度人口数量超过中国开始居全球首位，位次转变背后更要关注两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教育发展对两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长远影响。
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开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印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于重视高等教育投资，重视理工人才培养，围绕社会需求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大力推进数字教育，以及“英语红利”促进印度教育国际化。印度教育发展的问题在于：种姓制度、性别歧视掣肘教育公平，中央和邦政府的分权不利于教育治理，精英教育及资源分配不公制约发展，基础教育薄弱且发展缓慢，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失业、人才流失严重，限制着其“人口红利”的释放。
与印度相比，受益于更优的教育发展水平，我国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站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维度看待中印人口结构变化和教育发展，我国应充分汲取印度教育经验教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以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全面提高教育普及水平，提升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三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加快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四是以数字化为突破口重塑教育，提高数字化人才培养水平；五是积极推进老年教育，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教育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10期《“印度人口超过中国”背后的教育考量》一文。